反全球化該召喚出什麼樣的知識與政治──「慢社會學」的一個初步勾勒 , 趙剛從啟蒙理性為現代性奠定基礎，一直發展至今，新自由主義隨著全球化腳步在市場基礎上實現西方價值的普遍化，對當代人的生活世界帶來了決定性的轉變。這樣的轉變並不僅只於政治體系、經濟型態。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由外而內，從社會經濟型態進而影響到個人的人際關係、意識形態以及性格的養成……等等。而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之下，貿易強國透過世貿等等組織，以促進民主與發展之名，對弱勢國家政治經濟發展自主破壞性的介入，一直是受到反抗與批判的。然而，在反全球化的同時，我們並不只遭遇強國掠奪的問題。發展中國家為了尋求進步，更加劇鞏固了此種剝削體制。儘管他們一方面為傳統的消逝而感嘆，但為了完成對發展的想望，發展中國家又渴求於全球化與強勢資本的進駐。遺憾在於對傳統與現代的矛盾，這個世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此外，文中也指出，此種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中容易造成一種「歸罪於受害者」的做法。社會弱勢把困頓的來源指向自身，負全責的是個人，而非社會或是國家。但事實是，我們總是身處在比我們所認知的環境還要在大一點的世界裡，任何事物會發生其背後的因素往往十分的複雜，與整個社會結構性與歷史性的發展運作息息相關，端看人們身處其中的情境，及如何參與其中的決定。因而作者提出了「慢社會學」的概念，改變因現代性造成的時空壓縮，尋求讓情緒性或慣行性的直接反應慢下來，使被失控的市場機制挾持的市民社會，復歸相對自主性的可能。方法必須是以對社會整體性的理解及作歷史的功課。此外，作者還認為當代「批判知識份子」也須肩負起責任。在自由、理性的後設基礎下，不僅要了解新自由主義下社會的真實面貌，並且其行動與意志必須有連續性、堅持信念與承諾，作為Mills所謂的「公眾智能器官」。而在知識架構越來越豐富完整的今日，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現代社會對公民普遍批判能力的提升。因此在我看來，當代的難題不只需要「知識份子」的批判，問題在於要求普通人也能夠參與批判。明如
新自由主義的美名，讓全球化下的自由經濟成了一種普世價值，然而，階級並未因自由而消失，反卻包裹著糖衣剝奪了各種意見的發聲，這對弱勢國家而言，無疑是種永不翻身的壓迫。對此，文中作者透過王謹的「批判政策學」概念，來拆穿資本家的包裝，以養成全球公民社會與對公共領域的批判，透過對個人的培養，進而監督類似世貿組織這類的跨國組織，使其運作維持中立。但是，作者卻忽略了，國際分工的階級關係。想要有「真正」批判的聲音，就要有相對的自由。階級關係始終並未因自由而消失，甚至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，提升到了國家的層級存在於國家之間，使相對弱勢的國家無法自由的加入類似世貿組織這類的跨國組織，那麼，「真正」批判的聲音何在？弱勢貿易國家仍是被任意宰制的羔羊，台灣在世衛組織中的觀察員身份即是最佳的反證。雖然，起因來自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微妙關係，但是，這只顯示出強國能利用其自身的優勢來達到其自身的目地，更遑論那些我們可能連聽都沒聽說過的國家，他們可能連何謂全球公民意識都不清楚。因此，若沒有相對的自由讓批判的聲音出現，就算全球公民意識的建立，最終也很可能淪為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。那麼，如何定義並獲得相對的自由？讓學生用很粗糙的比喻來解釋，國家與跨國組織的關係，就像是人民與政府的關係，首要為互相承認對方的存在與位置，這就像是世界許多國家都曾經歷過的種族問題一般，同時，定義跨國組織與世界所有國家之間的權力與義務關係，這才能實現全球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想。人絕對是情感又自我的動物，要如何透過公民社會意識的建立，來達到中國古人所說的，「修身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理想世界呢？看來是千百年來都存在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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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全球化該召喚出什麼樣的知識與政治
──「慢社會學」的一個初步勾勒 , 趙剛
從啟蒙理性為現代性奠定基礎，一直發展至今，新自由主義隨著全球化腳步在市場基礎上實現西方價值的普遍化，對當代人的生活世界帶來了決定性的轉變。這樣的轉變並不僅只於政治體系、經濟型態。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由外而內，從社會經濟型態進而影響到個人的人際關係、意識形態以及性格的養成……等等。
而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之下，貿易強國透過世貿等等組織，以促進民主與發展之名，對弱勢國家政治經濟發展自主破壞性的介入，一直是受到反抗與批判的。然而，在反全球化的同時，我們並不只遭遇強國掠奪的問題。發展中國家為了尋求進步，更加劇鞏固了此種剝削體制。儘管他們一方面為傳統的消逝而感嘆，但為了完成對發展的想望，發展中國家又渴求於全球化與強勢資本的進駐。遺憾在於對傳統與現代的矛盾，這個世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
此外，文中也指出，此種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中容易造成一種「歸罪於受害者」的做法。社會弱勢把困頓的來源指向自身，負全責的是個人，而非社會或是國家。但事實是，我們總是身處在比我們所認知的環境還要在大一點的世界裡，任何事物會發生其背後的因素往往十分的複雜，與整個社會結構性與歷史性的發展運作息息相關，端看人們身處其中的情境，及如何參與其中的決定。
因而作者提出了「慢社會學」的概念，改變因現代性造成的時空壓縮，尋求讓情緒性或慣行性的直接反應慢下來，使被失控的市場機制挾持的市民社會，復歸相對自主性的可能。方法必須是以對社會整體性的理解及作歷史的功課。
此外，作者還認為當代「批判知識份子」也須肩負起責任。在自由、理性的後設基礎下，不僅要了解新自由主義下社會的真實面貌，並且其行動與意志必須有連續性、堅持信念與承諾，作為Mills所謂的「公眾智能器官」。而在知識架構越來越豐富完整的今日，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現代社會對公民普遍批判能力的提升。因此在我看來，當代的難題不只需要「知識份子」的批判，問題在於要求普通人也能夠參與批判。
明如
新自由主義的美名，讓全球化下的自由經濟成了一種普世價值，然而，階級並未因自由而消失，反卻包裹著糖衣剝奪了各種意見的發聲，這對弱勢國家而言，無疑是種永不翻身的壓迫。對此，文中作者透過王謹的「批判政策學」概念，來拆穿資本家的包裝，以養成全球公民社會與對公共領域的批判，透過對個人的培養，進而監督類似世貿組織這類的跨國組織，使其運作維持中立。但是，作者卻忽略了，國際分工的階級關係。
想要有「真正」批判的聲音，就要有相對的自由。階級關係始終並未因自由而消失，甚至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，提升到了國家的層級存在於國家之間，使相對弱勢的國家無法自由的加入類似世貿組織這類的跨國組織，那麼，「真正」批判的聲音何在？弱勢貿易國家仍是被任意宰制的羔羊，台灣在世衛組織中的觀察員身份即是最佳的反證。雖然，起因來自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微妙關係，但是，這只顯示出強國能利用其自身的優勢來達到其自身的目地，更遑論那些我們可能連聽都沒聽說過的國家，他們可能連何謂全球公民意識都不清楚。因此，若沒有相對的自由讓批判的聲音出現，就算全球公民意識的建立，最終也很可能淪為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。那麼，如何定義並獲得相對的自由？
讓學生用很粗糙的比喻來解釋，國家與跨國組織的關係，就像是人民與政府的關係，首要為互相承認對方的存在與位置，這就像是世界許多國家都曾經歷過的種族問題一般，同時，定義跨國組織與世界所有國家之間的權力與義務關係，這才能實現全球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想。人絕對是情感又自我的動物，要如何透過公民社會意識的建立，來達到中國古人所說的，「修身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理想世界呢？看來是千百年來都存在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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