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二次大戰之後，在國家主權上，台灣形式上獨立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，然而，不論從政治、社會、教育或文化的發展卻是實質地深受美國的牽引。1980年代末期，冷戰結束後，各國的經濟更是以美國的資本主義、自由市場為發展目標，形成90年代以美國為主導的所謂全球化經濟。
綜合上述兩點歷史成因，再反思國內學習美國對個別學者研究成果評鑑的TSSCI。作者提出，SSCI本身在美國的實行就具有語言上的偏頗問題，並特指出ISI的引文系統為例說明了英文刊物為單一標準，在根本上就忽略了以其它語言發表的論文，與所謂的國際化、全球化正是背道而馳，而若台灣的TSSCI亦盲目仿效，同樣地的問題也將存在。
同時，這樣的SSCI決定論，不僅是對非英語刊物忽略，形成了一元論的不均等發展，對人文、社會科學的學術發展上更是一種傷害，其背後意謂著單一語言、單一文化。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來反思，國內的TSSCI制度，雖是為了彌補單一語言的缺失，但在實施上卻也同樣存在著排它性侷限於台灣，忽略了中國的CSSCI及其它的華文地區的學術文化交流，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，華文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重要與日俱增，在文字上是存在著簡體與繁體的差別，而TSSCI這種限制區域的制度，無疑是作繭自縛、畫地自限。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，TSSCI這種以量為評量標準的制度，嚴重的傷害了跨學科的科際整合研究，忽略了人文、社會科學以質為取向的研究，在經濟發展掛帥的社會下，自然科學成了引導學術發展的主要方向，與之抗衡的社會科學，卻無法建全的發展其批判能力。
從國內的TSSCI評鑑制度來看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發展，對台灣的學術生產無疑是種不均衡的發展環境，在學生看來，語言不只是傳遞與學習知識的工具，同時，也是培養社會批判能力促使社會前進的工具，在全球化的環境下，英語一直在過去一直是領導發展的語言，而中國的經濟開放，確實是給華語帶來了機會，但若，台灣不借由語言之便，在國際間發展出台灣的社會人文研究，最終將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改變，由英文殖民轉為簡體殖民，淪為中國之後。
